「你知道八樓的小鐵嗎?」

離職後的同事聚會,兩年不見,有人換工作,有人生孩子,有人準備離開台北念研究所,出席的人全部交代了,輪到沒出席的同事。

「聽說他失蹤了。」        

我在腦中搜尋小鐵的印象,想到他的老闆,想到名為N的同事,就是想不起來小鐵是誰,我們不同樓層,平日中午不會一起吃飯,不會在同一個咖啡間相遇,也不會打開同一個冰箱。我連他是男是女都不知道。小鐵是他的外號,連公司分機通訊錄上面都沒有這個名字,唯一能確定的是,我在公司群組信看過小鐵的名字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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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最後一次看到他的人說,小鐵在他面前把身分證剪掉,說要去當遊民。」

這個公司的職員都很年輕,幾乎都在四十五歲以下,離職的原因多半是結婚生小孩出國念書換工作,當遊民在這一片願景當中,竟然也像是一種夢想,猜想他離開這份工作的時候,也像我們這些離職的人一樣充滿不確定感,但不知道他是不是確實明白遊民的生活水準、待遇和風險,查詢過這座城市的置物櫃空間,有沒有考慮過把網咖當做暫時的避風港?──不,這些知識對一個要成為遊民的青年來說,是不是太務實了?

「我們有個譯者也失蹤了。」即將離職的副主編說。「家人報警之後,有天忽然打電話來問我,我查信件記錄發現上次聯絡已經有三個月了。」

「琪琪不知道現在在幹嘛?」「聽說媽媽身體不好,在照顧媽媽。」

結果,失蹤的人不只一個,小小一個餐桌的聯絡網,就有三個。簡直可以寫本推理小說,從行銷企劃、編輯到譯者的出版社連續失蹤案。但我好像可以理解,為什麼有人想做遊民,為什麼幾個月之間和家人毫無聯繫,直到有一天報案後成為失蹤人口。

因為在他們報案之前,我早就是一個人活在這陌生的城市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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沒有上學、沒有上班,沒有任何固定出席的事情。

沒有家人、沒有同事,沒有登記在我名下的房子。

有的,是正在處理的稿件,一台發送電子郵件的電腦。編輯事務本來就很少與人面對面溝通,只要文字與圖像確實地傳送出去,人在哪裡也無所謂,拖稿神隱也是應該的,慢工出細活嘛。如果發生任何意外,不見得有人能夠解開你電腦密碼,整理遺稿出版。

更可能發生的是,根本沒人發現你失蹤了。

一個人把生活過得好,幾乎是城市教給我們最珍貴的事物。一個人吃小火鍋,一個人拍照,一個人看電影,一個人去看病,漸漸地,一個人做什麼都不奇怪,如果再配合拍照打卡,那就更沒問題了。遇到長輩問你怎麼不結婚、不生小孩?一句沒有緣份啦,加上腳步夠快,一定可以融入低頭滑手機的人潮。

在一個地方居住、生活和工作,不知道這邊的路,也是很正常的。

而且這樣的無緣,早在路邊小吃攤和騎樓就能見到了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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住家兼麵攤的老闆娘生了孩子,孩子一天天長大,就在電視下方的嬰兒床,後來一邊的圍欄拆了,孩子會走了,就把那當做遊戲空間,後來圍欄又圍了起來,裡面堆滿棉被、安全帽、收音機,一些毫無邏輯關係的雜物,共同點是佈滿灰塵,小孩早就不知道哪裡去了。或是狹長的透天厝到了白天就拉起鐵捲門,本來是車庫的地方堆滿鐵架、紙箱,還有小孩的三輪車──這個地方曾經有過小孩,但現在存在於此的,是真正的日常生活。

就像很多人講的,小孩子一下子就長大了,而他們沒說的是,我們還得花更長的時間老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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